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组织建设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任弼时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组织工作几乎贯穿了他30年的革命生涯。缅怀任弼时组织家的光辉业绩和精神风范，对于深刻理解和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任弼时在长期组织工作实践中，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展现出杰出的无产阶级组织家风范

任弼时领导青年团工作，明确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积极实现青年群众化，让青年团成为党坚实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任弼时曾长期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积极推动青年运动和青年团的发展，使青年团成为党坚实的助手和后备力量。

任弼时领导青年团工作首先明确要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让青年团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1924年10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的文章，其中对青年团的性质定位进行了阐释：“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他清楚地认识到，共青团组织和开展青年运动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将党的使命作为自己工作的最终目标，并根据党的政治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团建工作。关于团的任务，他指出，“要领导并鼓舞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

任弼时以青年团的青年群众化推动青年团的组织建设。青年群众是青年团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青年团工作的对象。青年团的青年群众化是青年团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青年团成立之后，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总是套用党的工作模式，不注意研究青年特点和寻找适合青年工作的方法，导致青年团的大门越关越紧，越搞越狭隘。因此，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还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如何实现团的青年群众化，任弼时提出：要注意“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团的青年群众化“不是减少团的政治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他建议发展团员不能过于苛求，“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正是通过团的青年群众化，青年的团员人数和成员的成分结构都有了显著变化，在任弼时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得到了大的发展，革命性和战斗力更强。

任弼时坚决拥护并推动加强党的集中和统一领导，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作出重要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于遵义会议，成熟于中共七大，是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准备向“山区”转兵，受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决定被认为是“临阵脱逃”，作为“全权代表”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没有盲目服从中央决定，而是支持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这一正确决策并向中央报告说明。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瑞金，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执行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在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方针政策的会议中，任弼时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确认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之后便有了任弼时推荐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事。正是在任弼时的积极努力下，2025-08-03，中央局作出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的决定。

遵义会议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起点。任弼时虽然没有参加，但他是坚决支持的。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艰难长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面对张国焘的拉拢和分裂党中央的企图，任弼时严正拒绝并批评了张国焘，不同意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诬蔑，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到红二方面军进行反党中央的宣传，确保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政策在红二方面军中的贯彻执行。

在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核心地位的认同和支持的过程中，任弼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38年3月，任弼时离开延安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4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之后在5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又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在报告中，任弼时强调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而且承认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精神后来由王稼祥回国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传达，使党得以巩固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核心，实现党的紧密团结和正确的抗战路线，为党的发展和开创抗战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任弼时从莫斯科回来后，通过延安整风和筹备党的七大的工作，推动了全党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加深刻，进一步维护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任弼时坚持把组织建设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推动建立和完善多项重要制度规范。任弼时是党内较早关注并倡导建立巡视制度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和执行，标志着党内巡视制度正式形成。任弼时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对如何建立党的巡视制度，怎样发挥巡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作了详细论述与阐释。2025-08-03至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论述了建立巡视制度的重要性。1933年3月，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作了《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其中强调，要“增强地方党部的组织与领导”，并着重阐述了巡视制度的作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取消各部队政治委员制度。此后，部队政治工作明显削弱。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第115师师部及所属两个团检查政治工作时发现，部队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军队建设受到不利影响。他把这些情况向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汇报，并受命起草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报告。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央。毛泽东、张闻天电复：“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任弼时推动建立、规范中央机关的科学运行机制，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后于1940年3月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还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无章可循。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任弼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由他本人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警卫处、总务处，制定了行政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的关系，工作逐渐条理化。中央办公厅系统的工作走向正轨后，任弼时又进一步抓了中央所属部委及各局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任弼时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研究敌、友、我三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方面的动态，中央组织机构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2025-08-03，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并在8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调整中央组织机构的决定。为了更好在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任弼时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2025-08-03、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领导效能，也为全党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榜样。对于原有制度和设置中的一些弊病，任弼时也及时加以纠正。当时，陕甘宁边区既按有关规定设置了边区党委，又设立了与之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机构重叠，不利于开展工作。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将这两个平行的机构合并为中央西北局，并明确了西北局的职能和工作程序。任弼时及时协调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留守兵团各领导部门的关系，沟通了思想，消除了党政之间、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他代表中央驻会指导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西北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总结，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任弼时坚持从工作实际出发，在长期组织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任弼时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既有许多理论思考和论述，也不乏重要的实践建树，在认识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及发展基层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对今天开展组织工作仍有很强的借鉴指导意义。

任弼时坚持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持续不断地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任弼时曾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国内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时，起草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强调要“严重地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与已在贵州进行革命斗争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后，任弼时针对当时红三军党的组织机构陷于瘫痪的状态，坚持把党的组织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同时，他也提倡对党的组织进行因时的改造，以达到巩固组织的目的。任弼时也一贯重视党支部的健全工作，认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提出“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注意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之真正成为先进觉悟分子的组织”，“改造支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努力做到每个同志都要参加一种党的工作，实行驱逐一切不工作的畏惧动摇的分子”。

任弼时开展党的组织工作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根据党所处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任弼时指出民主和集中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强调要根据环境来灵活贯彻民主集中制。他曾指出：“边区的党，今天是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它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环境，就更加需要集中，党内民主就不得不比较缩小些。而我们边区的和平环境，就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

任弼时非常重视党员质量，注重党员队伍建设。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吸收什么人入党，党员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战斗力。任弼时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党员质量问题，认为“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如何保持党员队伍的良好的质量？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二是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是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任弼时也注意到了妇女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他在湘赣省委工作时经过调查发现妇女党员比例较低，在他的支持下，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专门制定了关于改造和健全工农妇女代表会的工作提纲，领导劳动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实现自身解放。同时，组织部也发布了关于“三八”劳动妇女纪念节公开征收党员的指示信，极大地调动了妇女入党、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任弼时在工作中同样注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大事急事来抓。他很早就指出农村党部必须重视干部培养问题，并且从革命实际出发提出要通过经常召开会议、开办短期培训班、巡视等方式方法培养干部。他非常注意对干部、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查、督促，并制定、执行相应的干部奖惩制度，“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

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郑重指出：“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要学习传承任弼时无产阶级组织家的精神风范，践行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路线，自觉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巩固、发展、壮大、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党的组织建设领域，无论是坚持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毛泽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还是不断推动党的制度规范的完善，任弼时都始终把牢目标方向，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要坚持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相统一，毫不动摇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党的组织建设的成果真正转化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组织保证。

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质量，要始终坚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任弼时十分重视努力学习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尤其是党的建设工作。延安整风时，他曾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水平，要不断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武装头脑，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作为开展党建和组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结合新的工作实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将这一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具体行动，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勇前进的实践伟力。

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政之道，首在用人。任弼时在领导开展组织工作时，始终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他既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培养和监督，又始终把培养和锻炼党员作为开展组织工作的目标。

学习传承任弼时组织家风范，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也要把党员队伍建设好、作用发挥好。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指引下，要不断增强干部培养和党员队伍建设的系统性及针对性，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政治历练，锤炼政治品格，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的生动实践中提升能力、增强本领，把从严管理和鼓励担当高度统一起来，特别是持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培养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地担当尽责、履职奉献。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